南宋時期的崇仁城西謝氏為當地望族。一次，崇仁謝貴專程拜訪時任御史中丞、權工部尚書的謝諤，論及謝氏家承，方知互為同脈宗親。臨別前，謝諤手書“前賢訓誡之辭”相贈。謝諤為南宋理學家、政治家，人稱“桂山先生”。謝諤出自書香之家，祖父、父親皆為進士，自幼受家庭熏陶，敏而好學，日記千余言，為文揮筆立就，為官體貼民情，勇于“為民請命”，官至御史中丞、權工部尚書。曾作《十箴》，成為君主進學、立德、理政的教科書，教育弟子“唯有毫末私意不介胸中”。歸家后，謝貴將謝諤手書視若傳家寶而收藏，并以此及其文章節義教育子嗣。在其教育下，長子公旦、次子洪、三子琳接連考中進士。元代吳澄稱贊說“同門三杰，焜耀一時”，后來，謝公旦和三弟琳入仕為官，皆以清廉名于時。

　　謝公旦（1182年—1245年），字清父、景周，號野航先生，南宋崇仁縣人。宋寧宗嘉定七年（1214年）進士，歷官司理參軍、永新縣主簿等，累遷監察御史等職，后任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，福建路轉運判官、轉運使等職。

　　紹定六年（1233年）十月，權相史彌遠去世，理宗趙昀親政，改元為“端平”，立志中興，罷黜史黨、親擢臺諫、澄清吏治、整頓財政，大力推行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領域的改革，史稱“端平更化”。在政治方面，他重用立論忠直的臺諫官，任用賢良官員，政風為之一變。這一時期，清廉為官的謝公旦得到朝廷重用。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，謝公旦升任監察御史，以“開悟圣心，整肅朝綱”為首要任務，盡忠職守，上書諫言。

　　嘉熙四年，京師臨安發生地震，理宗頒布罪己詔書，祈求國泰民安。此時謝公旦借機上書，規勸理宗要選拔重用輔佐君主的賢良官員，懲治貪婪無度的佞臣，以求國家長治久安；又建議理宗要善于納諫，對朝臣和臺諫官員的奏疏要及時批閱，做到“是非曉然于取舍之際”，這些建議都得到理宗贊許，并被一一采納。

　　不久，謝公旦又兼任崇政殿說書，職責是為理宗講說書史，解釋經義。一日，他為理宗講完經義，理宗對他說，每次聽他的講授皆受益良多，認為其對書史和經義的理解非常精確，見解非常深邃，這一點很多人實難做到。謝公旦借機分析當時國內浮鹽（私鹽）和正鹽（官鹽）存在的弊端。宋代食鹽是“國之利源”，系最大財政來源。理宗初期，國庫財政較為緊張，而國計軍需所賴鹽稅已減。為增加國家財政收入，端平元年（1234年），理宗親政后，設十局專賣浮鹽，頒布法令嚴禁各級官員、商戶私自販賣浮鹽。僅當年收購浮鹽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，約相當年產量的七分之一，國庫收入相當可觀。由于官鹽價格遠高于私鹽，不少官員為牟取暴利，不惜利用職權便利廣泛參與販賣私鹽。這樣的做法也使廣大商家和鹽戶利益嚴重受損，商家和鹽戶為了生存也參與販賣私鹽，甚至聯合起來與官府抗爭，導致一些地方官府和鹽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。謝公旦了解情況后，向理宗奏言：“當今，沿海、二廣和湖湘地區，因官鹽價貴，許多人開始自行販運私鹽，我擔心時間一久，形成團伙，潛伏作亂之危機。”理宗采納了他的忠諫良言，適當降低了官鹽價格，從源頭上打擊遏制了販運私鹽的行為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這場潛在的社會危機。

　　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八月，朝廷置制置茶鹽使，以戶部尚書岳珂為淮南、江、浙、荊湖制置茶鹽使。岳珂是抗金名將岳飛之孫，得理宗重用，晉封為業侯，官至戶部尚書。臨行前理宗親囑，當前邊疆戰事未息，國家財政匱乏，為尋求解決困境之策，總結前朝經驗，委任愛卿為制置茶鹽使，主要任務是“絕私販以收利權，通浮鹽以豐邦課，去苛征以惠商賈”，以期實現既能保證國庫財源充足，又能杜絕販賣私鹽，保障商賈利益。足見，理宗對岳珂寄予很高期望。岳珂到任后，為求快速增加稅收，利用行政職權，在諸路開設分司，又在茶鹽運銷必經之路設卡，加征助軍錢等賦稅，鹽戶商賈遂苦于重負。次年十二月績考時，謝公旦發現岳珂在任時創增鹽茶稅額的做法，不僅加重了基層稅賦，實際征收所入反而減少。于是他彈劾岳珂，認為這種做法是唯利是圖、與民爭利、于國有害，建議朝廷對始作俑者岳珂給予重罰。他的彈劾使岳珂受到嚴厲的處罰，降職一級，這次教訓也使岳珂為官更加謹慎。

　　理宗淳祐年間，國用軍需匱甚，朝廷乃厲行加賦、發行紙幣。但這些政策在實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弊端，導致百姓無力承擔重負，民間不時發生暴動。在此背景下，理宗委任“毋弛法、毋徇情”的謝公旦擔任浙江西路提點刑獄公事，妥善處理復審錯假案件，平定當地寇匪事件。

　　不久，朝廷又委任謝公旦擔任福建路轉運判官、轉運使，加封煥章閣。福建是海鹽的主產地。南宋時期，福建路鹽產居全國要位。僅紹興八年（1138年），福建路產鹽1100萬斤。朝廷委此重任，足以說明理宗對謝公旦的信任。他到任后，深入福州、漳州、泉州等產鹽地區調研，詳細了解鹽業生產和課稅情況，針對鹽業存在的問題，堅持以民為本，制定合理政策，抑制過高的鹽價，使百姓都能夠“不食貴鹽”。

　　謝公旦為官謹記家風訓誡，克己奉公，清廉為本。其官福建路轉運使，總領一路，位望崇隆，然家徒四壁，清寒若此。當時有一位舊友在他管轄的屬縣任縣令，就想送他一些財物，幫助他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。作為至交，他素知謝公旦為官清正廉明，從不收受他人財物。某夜，老友攜一箱百支桕脂燭前來拜訪，唯恐他推辭，便懇切解釋：“前些年我請匠人制作了這批蠟燭，在家中囤放已久，如今市價低廉，還望你收下。”未等謝公旦開口婉拒，老友已匆匆離去。他取出一支蠟燭，只覺手感沉實異常，比尋常蠟燭重了許多，隨手取火引燃時竟難以點燃，仔細查看才發現燭芯竟是黃金所鑄。驚愕之下，他連忙查驗余下的九十九支蠟燭，竟支支皆是金芯裹于桕脂之中。他馬上將百支“金燭”重新封箱，派人將原物送還。謝公旦百支金燭不動心的故事不脛而走，廣為流傳。

　　淳祐五年（1245年），謝公旦卒于任上，享年六十四歲。福建民眾感念其功德，將他鄭重載入《福建府志》的“名宦傳”中。

　　其弟謝琳，嘉定十三年（1220年）進士，官至右司郎，為官以廉著稱。謝洪之子仲直承家訓，清貧自持，詩書傳家，教授為業六十余年，縣中學子，十之八九為其弟子。一次，族人因耕地地界問題發生糾紛，鬧至官府。仲直聽聞后，說：“我們謝家歷來以清譽門風傳家，豈能發生這樣的事情。”為此，他作詩相勸，雙方均受感動，和平化解地界之爭。曾孫宗周匯集其兄弟守廉的事跡，并將“前賢訓誡之辭”收于卷首，請吳澄作序，輯成《崇仁三謝逸事編》，以此教育后輩要以“清廉”傳家。

　　至元二十一年（1284年），虞集兄弟跟隨父虞汲定居崇仁后，虞汲慕謝仲直才學名望，將其請到家中，教授虞集兄弟儒學知識。延祐五年（1318年），虞集奉旨征召吳澄入京，回到崇仁后，登門拜訪謝師。年過八旬的謝師看到虞集到訪，非常高興，對他說：“余老矣，爾行還復命，恐不復見爾。爾為文頗見信于人，我死，汝能令后世知我哉！”虞集聽聞，連忙起身頓首，卻不敢對言。數月后，謝師不幸辭世。至治二年（1322年）春，其子謝元輔帶著謝師自述墓志前來求文，虞集為之撰寫《玉溪謝先生墓表》，其中有言：“集惟昔在至元甲申，先君太史始來居崇仁，先君、先夫人為集兄弟求師，先生幸辱臨之。集與弟槃，忝有位于時，系先生實嘗授之業焉，不敢忘也。”（方亞偉）